从贾樟柯的新作《天注定》说起。
贾樟柯的《天注定》获得了2013年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本奖，已在美，法，英，德等多个国家上映。获选BBC（英国广播公司）2013年度十大佳片，美国《电影评论》杂志2013年度十大佳片、美国《纽约时报》2013年度十大佳片，英国《视与听》杂志年度十佳，法国《电影手册》杂志年度十佳，加拿大《环球邮报》年度十佳，这些杂志和刊物都是国际电影评论界举足轻重的领袖评介。日前该电影的种子在国内流出，影评人看过之后的反应确实褒贬不一，呈现出非常极端的评价。一种说非常好，非常深刻；而另外一种倾向于歇斯底里的批判，则认为这部电影的风格撕裂化，某些动作戏的处理上夸张出离，故事情节零碎尖锐，整体立意不知所云。
毫无疑问，这部电影显示了“贾科长”积累的人脉和票房野心，它启用了当今国内电影电视剧界比较吃香的一些戏骨，除却贾科长御用的女演员赵涛，囊括了从《泰囧》里的王宝强到电视剧红人张嘉译，和总倾向于选择类型片的姜武，他们总体表演风格趋于一致：本色，质朴。从演员配置可以看出，贾樟柯这部电影定是奔着国内主流院线和票房来的。这是一个好事，作为一直游离于商业片之外的贾科长来说，是一个积极而主动的争取姿态，他希望赢取更多的观众。
贾樟柯的作品总跟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灿烂的物质年代格格不入，他总在唱反调。当中国人正在沉迷于飞速发展的经济和日益膨胀的物质繁荣当中时，陷入自恋的精神狂想中时，贾科长喜欢做那个说实话不讨好的人，他总喜欢揭露这个光辉时代背后那深重的阴影，那些我们总在竭力掩盖的我们的来路与出身；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危机，和曾经哺育了整个中华民族，而现在却在沉默着消失着的农田，农田上那些质朴而困惑的人们——他们又一次成为了时代的弱者，成为了边缘地带，成为了在自己土地上的漂泊者；虽然他们耕种的粮食养育了这个时代的雏形，但他们却迅速被这个虚荣、浮躁、拜物教的时代所排挤、淘汰。实际上，他们就是我们为了追赶这个迷幻的黄金时代所付出的代价，所失去的那一部分肉体和灵魂。
人们总是忙于追赶，他们很少计较这些损失，这些损失是无形的，不能换算为金钱。
如果这样一部愤世嫉俗，尖刻锐利的电影踏入主流院线得以公映，足以说明中国文化权力界的自信和宽容，对这个社会所抱有的责任心与影像良知；《天注定》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于是，我们也失去了一个审视自我，乃至清醒审视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机会。
纵观贾樟柯的电影，他的视角和立意是非常明确和统一的。故事发生在一些中国社会的边角小城镇或者乡村里。在中国物质化剧烈，阶级落差逐渐加大，以“物质成功论”来评判每一个的当今，这些身处农村，小城镇的人们和他们的孩子，日感空虚与焦灼，虚弱和窒息。尤其当他们看到他们周围的人不择手段，投机地获取财富或地位的时候，这种无孔不入的近身比较一再打击着他们脆弱的自尊，一再质疑他们所秉守的价值观和为人处世。小武最终被逼至街边一角，而大海终于在这种“攀比”和羞辱下，毅然举起了猎枪，反抗这个社会所对他进行的挤压和剥削。这也许是贾樟柯所能想到的，发泄的惟一方法。这个方法在影像实验中显得惨烈而孤独，凛然且悲壮。大海在屠杀乡村上层阶级时，有一种坚毅的诗意跟随他，缠在猎枪上，飘逸着的虎皮毯子就是他内心的放执和快意江湖，要去痛快地以暴制暴，惩奸除恶，还世界以公道。
贾樟柯用影像，完成了一次对现实的超越，暴力构建的一次浪漫，灰暗影像里呈现的一次华章。
如果说贾樟柯之前一系列作品，都带有一种淡然和被动的姿态，主人公从来不选择打破自己的环境，与规则和秩序抗争（参看《世界》，《站台》和《任逍遥》等），他们更多的时候只是忍耐，在被动的命运中尝试积极选择，积极生活，选择宽容和咬牙向前（《三峡好人》）的话，那《天注定》则突兀地拥有了一种揭竿而起的锐气和反抗精神，拥有震人心魄的锋利和决然。很多情绪不再是暗流涌动，而是汇集成汹涌澎湃的狂浪，狠狠回击现实冷酷的岩涯。
有人遗憾说贾樟柯的作品失去了以往那种静默和迷惑所带来的美感。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创作轨迹发展必然的结果。当一种被持续书写的失意和不甘累积到极点，它一定要以蓬勃的力量喷薄而出。这是情绪和经历质变的必然。
暴力，是长期压抑生活所赋予的戾气的郁结。
相对来说，姜武所饰演的大海的心路绘制和积淀是比较完整的。从他的富有正义感，打抱不平，却一再被村里有权势的人肆意侮辱和殴打，村民的奚落嘲笑，再到他孤单的个人生活：患有糖尿病，每天需要注射胰岛素的惨淡事实，连他的至亲都认为他不如“挖煤矿的焦老板，你看人家那日子”，经历在为他最后的爆发准备能量。姜武出色且不着痕迹的饰演，给这个角色一种“执着”和“一根筋”的个性特征，当他诉求无门，不被人理解时，他的个性和生活为他最终的“崩盘”打好了伏笔，做好了准备。
但在其余故事上，贾樟柯的编置铺垫却充满问题且虚弱，焦点模糊。情节的积累缺乏能量，最后爆发的高潮怎么具备说服力？缺乏一定在小农村和大城市生活经验的观者也许不那么明白三儿好端端的为什么非要去做劫匪；也许也不太明白小辉接了母亲一个电话，怎么就突然想不开跳楼了？
小辉是在东莞的日子里逐渐丧失工作，朋友和爱情的。这个过程跟小武很相似。如果说小武并未觉察自己的失去，那小辉则更敏感，他早早就看到了环境对自己的剥削。女朋友去做小姐，对于这样一个沉默而有自尊，正是“自我意识”成熟期的男孩来说，是一个致命的否定与打击。当他在一个又一个工厂中做着同一份低级的工作，他的家人并没有给他有效的情绪疏导和情感支撑，而是一味指责他不管不顾家里，不给家里汇钱。
我曾经在东莞的工厂呆过一周。东莞的工厂管理模式是这样的：工厂和宿舍楼，食堂乃至篮球场等活动场所，全部是在一个封闭的大院里的，大院由狼狗，门卫守着。工人们吃完饭就去上班，下班就去吃饭，睡觉。他们一个月才有一天假期出外。生活的全部都在这个大院里。东莞平时的街道都是没有人烟的，冷冷清清，有一种令人恐惧的空旷和寂静，因为人都被关在工厂里面，关在一种类似于机器的集体生活，一种机械化的，高强度的，非人性的生活，这种封闭而枯燥给很多年轻人造成了精神压力和思想困觉。当环境对小辉的否决和压迫接踵而至时，这个少年因为看不到希望而选择放弃了生命。
小辉幼稚纯真的心理状态和他所经受的残酷而绝情的社会生活形成了剧烈的碰撞，最终导致了一个孤单而年少生命的陨落。相同的跳楼事件也接连发生在现实中的富士康工厂里。
贾樟柯很多电影创作的背景都有北京，深圳，广州，东莞这些前沿的城市。小乡镇的人们进入这些城市，梦想着崭新而充满活力的生活。这些城市不仅是最发达，发展速度最快的，它们所积累的人际矛盾和阶级差别也最多、最明显。它们不仅是充满活力，也满负压力。很多令人震惊的血案就发生于这些光鲜亮丽的城市中。
如果你肯观察这些城市，就发现这些城市充满着“游民”，那群永远在拖着行李箱，到处奔走，迷茫，问路的人。他们总是不知所往，没有住处。他们有些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有些则是农民工。这些城市给予农民工的工作机会和位置非常有限，要嘛是进入餐厅做服务员，进入工厂打工，洗头，桑拿，女性还有一条路，就是卖身。他们永远穿着过时的衣物，疲倦，惊恐，漂泊。不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都遭受着一个因为过分迷恋物质和金钱，而被训练得异常世俗和势利的城市集体的轻蔑和厌弃。这种漂泊感不仅是农民工才有，连大学生，白领，高级知识分子都有，因为这些城市高昂的消费和无处不在的攀比，极其昂贵的房价，连中产阶级都感到吃力，消费不起。新增城市居民其实都属于目前在中国全国进行的“城市化”进程中，那群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的“流动人口”。贾樟柯对于这些人物的设置是具备现实基础的。
三儿那句“呆在家里没意思，听见枪响有意思”暗指如今农村生活的空虚和乏味，年少的人被铺天盖地的流行音乐和个人英雄主义包围，长大的他们怎么甘心继续被土地束缚，继续过着种庄稼和农闲时打打牌的生活？三儿的大哥的出现，是非常精彩的一笔。一群人掐掐算算一场寿礼的支出，平平均均算好，分好剩下的两千多块钱和九根烟。大哥这种在一点利益上面“一碗水端平”，连母亲的寿礼钱也要平分的计较和琐碎，有情中其实透着自私的无情和精明，也许就是三儿一直厌倦和想逃避的人情世故与乡村日子。
城市并没有给三儿一条出路。于是他做起了“劫匪”，一种英雄主义形式上的演绎和释放，一条“快来钱，真豪气”的生活。这不仅给他的家人带来了物质上的保障，也短暂实现了三儿不甘平庸的“侠盗”梦想。只不过这个梦想单薄而已逝，它朝不保夕。
如果说大海企图通过牺牲自我，来暂时恢复他理想社会秩序中的那种“公平”和“惩奸除恶”，拉平阶级落差，成就一个“大我”；那三儿就是在用盲目的旅途和鲁莽的枪来实现“小我”。现实没有给他们实现梦想的路径，他们通过“自毁”的方式把它实现了。
大海和三儿都选择了主动姿态来对付集体和社会对他们的倾轧。这是一种牺牲式的，硬碰硬的姿态。而小玉则代表了这个阶级女人的一种选择，弱者里的弱者。当她被自己多年的东莞老板情人所耽误，又被老板的老婆追打（小玉不也是这段婚外情的受害者？老板无限制搁置了她的等待和青春），被进入桑拿城的官员强迫卖淫时，她惟有用杀戮来抵抗环境对她的围剿和盘剥。最后的小玉惨淡而心酸，她不得不沿着已经“注定”的狭窄命运通道来重谋生活：做不了前台，就又一次流奔到异地打工。
通过高考考上大学来实现进入中国中上层阶级的愿望，存在于这些地方一少部分家里有条件的少年心中，在《天注定》里我们可以看到，当大海去找在城里租房子住的姐姐时，他的侄儿正在为考试而伏案拼搏。这个佝偻而辛苦的形象存在于贾樟柯很多的电影中，包括《小山回家》里小山找的大学老乡东平；《小武》里进入城里工作的老二和准备考试的，清醒地拒绝彬彬的女孩；还有《站台》里被三明寄予厚望的，却一再在高考中失利的文英，当崔明亮找到文英吃饭时，这个正值豆蔻年华的女孩却有着跟年龄不相称的沉闷气质，她心事重重，背负太多的压力。读书成为这些异乡底层人进入大城市，获得一席之地与尊重的，狭窄的上升渠道。他们大部分都在高考这个千军万马独木桥上失利落马，只有极少数人通过，通过之后的他们竭力向城市中产靠拢，却对自己的出身讳莫如深，农民成为他们一生都要逃避的符号和阶级身份。中国改革开放才多少年，我们就开始讨厌自己的来路，讽刺生养我们的农民和土地，欲壑难平地购买国外奢侈品来装扮自己，向所谓的中产阶级靠拢。这不仅仅是贾樟柯电影里很多人物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乡镇青年们的问题，这是一个时代的毛病。一个因为过度的发展，过度的拜金，过度的阶级分化和文化导向而引发的倾斜的自恋和自卑，对自我的否定和厌弃。我们迫不及待要抛弃自己，那部分不合时宜的，艰难的，苦涩的自己，努力说着英语和粤语，营造着大城市居民倨傲的面孔，穿戴那些来路不明的名牌。
在贾樟柯的电影里，我们目睹了我们所身处的这个辉煌时代所携带而来的阴暗和酷烈，主流文化所次生的亚文化和它的主角们。小武，崔明亮，大海，三儿，小桃，太生，小玉们，他们所唯一能营生的路和反抗的方式。他们当中有被边缘化和主动自我边缘化的小武，也有通过自我异化试图进入城市的太生；有在困苦中仍抱希望，努力挣扎的韩三明，也有自动放弃追求，甘于庸常的崔明亮。有游走于灰色空间的冷漠少年，也有驰骋于乡村名利场的虎皮英雄。当很多人盲目地追随金钱狂欢，涌入城市化生活模式，追求流行时，更多的人和他们所代表的土地与传统价值观被遗落在了荒凉之中，以他们的忍耐或极端，来实践着对生活的挑战和不服，用卑微和勇气演绎自我生命的热和传奇。当我们向这个金碧辉煌的物质时代毫无保留地敞开自己的胃口，贪婪地吞噬，盲碌地追逐，成为不假思索的逐利之徒，精神信仰和道德品质则开始退化为这个臃肿膨胀的拜物教集团那削薄而易脆的外部装潢，它们对于我们，不再是必需品而更像某种装饰物。
就像贾樟柯监制的《hello，树先生》中那样，王宝强饰演的树先生艰难地企图迁徙，迁徙到“新城”里去，人挪活树挪死，他迁徙路上是一片血色的天空，树面向着自我孤寂而惨淡的宿命。人在地面上犹如成群的动物那样，茫然进行着漂泊或者移居，每个人行走在宏大而莫名的命中，都在为时代的巨变和剧变的生活而付出代价。这种代价也许更趋于隐性，是心理状态上的伤逝。物质时代卷席了很多人的迷恋与思维，让一部分人获得成功，而让另一部分人付出代价。如果说电影院里上映的《小时代》反映了成功晋级上层社会人们的富裕和空虚的话，那贾樟柯的电影无疑就是在诉说为这背后所付出的代价，那些我们所牺牲掉的东西：价值观，美德，操守和简朴的人性。在一个纸醉金迷，崇拜金钱的时代，坚持这样不觉明厉的影像书写，对于创作者来说，是一件艰辛而孤独的事。这个时代有人“炫富”，有人“仇富”，更多人想“跟土豪做朋友”，太多奇诡迷乱的人性百态在其中折射。迷醉的人群看不到，听不到；他们也拒绝看，拒绝听，拒绝思考和痛苦。也许时间会赋予贾樟柯的电影一个位置，当我们开始觉察自己的遗失，当时代发现自己的失去时，当我们再也无法逃避痛苦，而不得不选择直视它时，我们会发现贾樟柯的电影里写满了我们的起始，我们的创伤，我们遗失的精神和意志，我们所丢失的，那条朴素的心路，那个迷惑而泪流满面的自己。
贾樟柯用《天注定》完成了一次对中国社会和逐渐凸现的阶级差距勇敢而锐利的剖析，正是这种自我解剖使他又一次赢得了国际声誉。他用《天注定》也完成了一次从“街头现实主义”到“街头暴力主义”的飞跃，即使这次飞跃步伐不稳，在电影调度上有所失衡，但是立意却更深刻，更力透纸背，也更富有理想主义光环和上扬的信心。我们也能看到一名来自“草根阶级”导演的坚持和奋斗，这种充满朝气的姿态好过很多人的居功自傲，沉迷现状。在中国目前缺乏活力，充斥物质和权威膜拜的商业电影氛围中，贾樟柯用自我独特的影像语言，成就了一个身披虎皮的英雄，他穿越众人的讥讽，世俗的偏见还有现实的压迫，他经历那些难以经历的困顿，难以回首的孤独，血气方刚地扛着猎枪，不再问不再念，从一个狭小的乡村舞台上，雄赳赳气昂昂地奔来（署名党阿飞，转载请注明作者名及出处“时光网”，违者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