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冲着同为二战背景的《夺宝奇兵》式的片名,或是乔治·克鲁尼+马特·达蒙的类二战版《十一罗汉》搭档组合踏入影院的话,恐怕注定是要失望的了。
的确,《盟军夺宝队》这个片名与明星阵容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以上两部电影。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本片的导演是乔治·克鲁尼,而不是斯蒂芬·斯皮尔伯格与史蒂文·索德伯格。后两位名字相仿的家伙可是将艺术片与商业片玩得烂熟于胸,并能像调制鸡尾酒一般把握两者比例关系恰到好处的老牌电影调酒师。而乔治·克鲁尼,却还只是一个只执导过五部中小成本电影的闷骚菜鸟。所以,他不太可能马上变成大师,而只是在成为大师的路上艰难前行。
影片节奏缓慢,缺乏高潮,人物众多,线索分散,给人一种沉闷之感。偶而的小幽默与插科打诨也无法调动起整日浸淫在网络贴吧与微博中的观众们那日益粗壮的笑感神经。然而这一切在影片初始那一行字幕“本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映衬下又显得那么的合情合理。
难道不是么?真实的历史往往是严肃而沉闷的,即便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夺宝经历,在史实的外衣下它依然会呈现出黯淡的棕灰色。现实是残酷而平淡的,它往往如一条河流静静的从我们眼前流过,尽管充满了浪花与漩涡,但在其宽阔而漫长的旅途中,一切都显得那么琐碎与微茫。一个个历史事件犹如一粒粒沙砾,在时间的冲刷下已在江水中混浊不清或是永沉河底,留在我们视线里的往往是那些轻质的垃圾以及夕阳照耀下偶而泛起的浮光掠影。
乔治·克鲁尼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独立,或是闷骚。他是一个文艺青年,或是老愤青。他总是在思索着一些主流媒体不太关注的问题,也总是参演一些不太主流的作者电影。他的感性或是性感的外表下永远藏着一颗温软的心灵,这让他显得与众不同,却又和蔼可亲。他鼓捣出这样一部本该热闹惊险或是噱头十足最终却真实得让人食之无味的电影我是一点也不感觉奇怪的。他不是西尔维斯特·史泰龙或者本·斯蒂勒,算不得成熟的商业片导演,他有点儿像本·阿弗莱克或是爱德华·诺顿,在属于自己的文艺片导演道路上饱受非议,默默前行。
被翻译作《盟军夺宝队》才是造成本片观感心理落差极大的罪魁祸首,早前的译名《古迹卫士》或许更能体现本片的精髓。因为除了音乐与服装,本片着实没有什么二战大片的影子,连枪声都屈指可数。然而影片却充满了硝烟的味道,在一个不为人知的战场上。
这是一个不为常人所关注的战场,它关系到众多的文物与古迹,它传承着文明与信念,它是涉及宗教与艺术以及一些精神层面的人类文化遗产。它们不像黄金与钻石一般闪闪发光,通常还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但它们的价值却无法用黄金所能衡量,它们的存在弥足珍贵,它们的遗失痛彻千古。很多人不了解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为何被称作黑暗的中世纪,也不太理解《艾利之书》中一本末世《圣经》的价值。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许根本无暇或者不屑于静下心来欣赏一副名画或是一尊雕塑,我们也不会放着《哈利·波特》不看而去揭开一本标满阿拉伯数字的《圣经》,我们更不可能周五不看《来自星星的你》而去聆听一曲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艺术已成为了一种奢侈品,一种时间意义上的奢侈品,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欣赏它们。然而,我们的时间又去哪儿呢?艺术品已经和奢侈品划上了等号,它们除了代表一串拍卖会上的数字以外跟我们没有任何直接或者间接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失去宗教信仰与艺术鉴赏力的我们,看似过着五彩缤纷的生活,却渐渐的将这个时代粉刷得苍白而无力。除了莫言,我们还有什么?!也许还有张艺谋、张大千与林海、林夕,至少他们还在创作。又或者我们还有那个表情丰富、自我陶醉的郎朗,在艺术的殿堂里,只会二次创作的他,只是一个屁。
我们其实也有着类似《古迹卫士》的真实故事。二战期间,国民党政府为保证故宫文物安全,决定护送近两万箱国宝迁往南京;当国宝运抵后尚未存放妥当,日军便进犯南京;危急时刻,当局被迫分兵三路,水陆兼程继续护送国宝迁往大西南;在这场耗时6年的南迁行动中,近两万箱故宫国宝竟无一丢损。这同样是一段战乱护宝的真实历史,其跌宕起伏的惊险程度丝毫不亚于由由美国作家罗伯特·M·埃德塞、布莱特·威特所著的《古迹卫士:“二战”中不为人知的艺术珍品争夺行动》。
然而,此中为人津津乐道的仍是那曲折的历险与宝物们的金钱价值,那两万箱故宫国宝中的人文艺术价值却没有赢得太多的注目与关心。我们仍然只能在博物馆中流水线般的路过与瞥过,从导游口中听到它们的拍卖价格后啧啧称奇,却对它们本身蕴藏的故事与内涵置若罔闻。这是我们对艺术与文明的漠视,因为缺乏信仰,我们变得无知而无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制片人不会出品一部像《古迹卫士》这样的闷片的缘故。因为我们缺少对文物古迹的关怀,我们的导演里没有乔治·克鲁尼。
由于工作与业余爱好的缘故,一个偶然机会,我走访了曾经在战乱间暂时保存故宫南迁国宝的一处古迹——重庆南滨路旁的安达森洋行仓库旧址。很难想象这组陈旧的西式古建筑里曾经存放了近四千箱顶级国宝,因为它现在实在是太破败不堪了。这样的一处具有纪念意义的古迹现今被以打造大厕所洋人街闻名的美心集团买下作为杂物仓库使用,建筑的许多构件已经损毁,几近危房。望着不远处沉默远去的长江水,我感受到了一种时光不能承受之轻。
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悲哀,也反映了当下金钱及GDP至上的社会里人文精神遗产的尴尬处境。也许若干年后,当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开始追求所谓的精神财富之时,我们才赫然发现它们其实早已遗失或者消逝了。那时当我们歇斯底里从喉管里发出“古迹去哪儿了?”的惊诧质问时,留给我们的只有钢筋水泥森林里家徒四壁的空洞回音。
也许到那时,我们才能联想到乔治·克鲁尼以及这部《古迹卫士》的可贵与可敬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