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转眼间从一个七八岁小孩变成一个年过七旬老人的平井恭一，在影片的最后是这么说的：“真是个令人生厌的时代，当时的日本人都被迫着做出不情愿的选择。不，有人是被迫的，也有人是自愿的，连被迫的都不知道。那是这样的一个时代。”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健夫（妻夫木聪饰）和他的女朋友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平井恭一，渐渐走远，消失在银幕中。如此这般，《小小的家》正是以这样一种冷静的口吻给我们讲了一个回肠荡气的历史故事。
《小小的家》来自一位老人的回忆录。故事通过了解老人多喜（倍赏千惠子饰）对少女时代的回忆，勾勒出一个战时（二战）日本中产阶级家庭的模样。男主角健夫是多喜的表孙，在奶奶撰写她的“自传”时，他惊讶于老人笔触的平静，还愤愤不平地说：“那是1936年！怎么会有这么平静的生活呢，奶奶你在美化历史！”老人笑嘻嘻地回答着：“你不是要我书写真实的历史吗？我都是按照真实的情况写出来的。”是的，在你斟酌着故事里平井夫人和年轻小伙仓板正治(吉冈秀隆饰)的不论之恋的时候，导演山田洋次或许想跟观众讨论的是：当我们在谈论历史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故事以三个时空的两段回闪进行，中心内容是老人多喜年轻时在一个小资产家庭平井家当女佣一段日子的回忆。这是一个在战前平静和谐的家庭，平井夫人（松隆子饰）和平井先生（片冈孝太郎饰）有一个小儿子恭一，多喜本来是平井夫人伯伯家里的女佣，后来被介绍到平井家。故事发生的时间在1935年左右，也就是二战爆发前夕，随着中日战争的升温到后来美国向日本宣战，这个家庭经历了从美满到家破人亡的悲惨变故，当中，美貌的平井夫人与丈夫的下属板仓正治发生了不伦之恋，最后板仓因为战争被征召入伍，二人的一段露水姻缘也无疾而终，而平井夫妇最后在美国空袭日本时在防空洞里双拥身亡。不必去说，这种在大历史之下的小人物故事如何地意味深长，因为它仿佛成了我们这个时代诉说历史故事的最主要方法，关注“个人”和“个体经验”，无非又回到了新历史主义的说腔。但是如果能在新历史主义之后，渐渐回到“历史化”的冷静思考，在考古的断层中找到正确的了解方法，回归到最真实的地表，勘察化石与温度，《小小的家》充满了启发意味。
对中国人来说，二战大多数意味着中日战争。观看《小小的家》，我们不会感到愤怒，因为导演山田洋次对日本战争罪行有着深刻的个人态度。1937年12月，街坊传来南京沦陷的“喜讯”，邮递员高呼着“万岁”，平井一家甚是兴奋，平井先生是日本大玩具公司的高层，他感叹，待收复中国之后，公司的玩具就可以打开四亿人口的大市场，他们要赶紧准备……当多喜写到这段回忆录时，健夫却讽刺：“南京在发生大屠杀，东京却居然在庆祝。”
板仓先生被征召入伍，平井先生虽然感到非常可惜但是鼓励道，“你这是在为大日本帝国做伟大贡献”。当日本正式向美国宣战的时候，为家里送短缺物资的伯伯在小恭一回家的时候对着他兴奋地大喊“万岁！万岁！”，恭一也有模有样地回应：“万岁！万岁！”在丛书《菊与刀》的第二章，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就深刻地揭示了“战争中的日本人”的特性，在战争中，日本人相信，“这种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信赖精神与美国人信赖物质的战争。”面对战争的兴奋，以及相信用“等级制度”去统一世界，让万国均应在国际等级结构中确定位置，这种特性解释了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小小的家”何以在“残酷”的二战中安身立命，找到他们在坡道上那个特别而又平凡的位置。对家庭负责并且有着强烈民族主义的平井先生，贤惠善良的平井夫人，当然还有那个勤劳单纯的多喜，他们面对日本侵略中国、向美国宣章都有一种毫不置疑的肯定态度，并将战争与平和化为一个个祈祷的幻影。山田洋次选择红瓦屋顶的“小小的家”来描述当时人们心中那“大大的日本”，也对应了这种“历史化”的思考训练。
根据资料，山田洋次小时候就跟随作为伪满国铁路工程师的父亲到大连生活，并在成长中有着对长春、沈阳和哈尔滨等“伪满国”城市的记忆。可以说，电影中平井家的小少爷平井恭一带着山田洋次的影子，他们都对中日战争有着模糊的个人记忆。在相关的采访资料中，山田洋次提及自己战时的回忆，他说：“最不可理喻的是，1945年美国人都打到家门口了，官方还号召我们削尖竹矛战斗到最后一人。我意识到这里面的无比荒谬，就算我可以去死，但如果每个人都玉碎了，世界上就没日本人了。”
我们尝试过很多方式讨论历史，最终还是无法逃过个人经验的落网。在任何一个能够勾起欣喜的瞬间，总有人愤怒；在任何一个能够让人欢欣的时刻，也会有人潸然泪下，我们站出来堂堂正正较量的，只不过是我们那可怜的意志，最后谁败阵，对方便可以挺起腰背地将“正统”贴在自己身上，仿佛从来只有这么一种说法，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事实”。《小小的家》避免讨论了对错，或许有人会说健夫对“二战”的不解和愤怒其实包含了导演的“自我反省”，但是当故事的重心摆向了平井夫人和板仓的不伦之恋时，笔者依然坚信导演自己也找不准答案。在战火乱世之下，人们羞于顾己，好像关心自己的感情就如犯罪一般。平井夫人和板仓的不伦实在不属于新鲜话题，而这段情节的处理却重点落在旁人的反应。已经没有人去怪罪平井夫人背叛自己的丈夫了，板仓的房东邻居是这么讽刺他们的：无数战士在支那战线奋战，这两个人可真悠哉。再之，平井夫人的姐姐听闻时子出轨的时候，她愤怒地说：你以为这是什么时代，在瓜达尔卡纳尔和新几内亚有几万士兵，正在与饥饿作斗争而死去……你做出这种事情，连我都被蒙羞，小心被称为“非国民”（源于二战时期的日本，指背叛国家，主要是反对战争的日本国民，类似中国的“汉奸”）！这些反应都响应了老年恭一的感叹，那是一个令人憋屈的时代。种种指责令多喜心酸，尽管她也暗恋着板仓先生，但是她更心疼夫人的压抑。最后，身体孱弱的板仓也被征召入伍，将这段无果的恋爱扼杀在发展中。平井先生始终没有发现妻子出轨，反而在空袭中和妻子相拥逝去。
山田洋次的反省意识次于他对历史的同情意识，他的答案仅仅是新世纪的答案——健夫的态度，但是他更希望通过多喜的忏悔来让观众了解他的同情与谦卑。在健夫回忆多喜老人写“自传”的时候，他两次回顾了那个秋末的黄昏。写到平井夫人的恋爱最终结束时，多喜嚎啕大哭，“我实在活得太久了！我实在活得太久了”。多喜悔恨当年自己对平井夫人隐瞒了真相：在板仓入伍的前一天，她没有为平井夫人捎去信件，二人最终无法见上最后一面，平井夫人自此忧郁失魂。背负着历史伤痕越久的人，越是压抑痛苦，“活得太久”让多喜清楚明白，当年夫人的情不自禁最终会被时代谅解，当年她的痛苦和压抑放置于今天便可能不复存在。而平井恭一想对多喜说的，又回应了她的悔恨：“多喜，其实你不必那么痛苦。你犯的小小的错误，早已被原谅”。我们的错误与时代的错误彼此混淆在一起，当我们在谈论历史时，我们在谈论的，仿佛是一个被互相推托的错误。
日本电影的风格类别都十分明显，于是，在我们感叹日本电影的时候，就可以想起那些熟悉而风格凌厉的电影导演，黑泽明的武士传奇、北野武的暴力美学，当然还有岩井俊二的青春残酷物语……而从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开始，我们开始相信他的电影美学也能有久驻于历史的能力。叙事简单、平淡，摆脱电影固定的节奏约束力；在细腻的摄影中，强调观众的接受主动性，以美感征服蒙太奇的情绪感染……山田洋次从来不隐瞒自己对小津安二郎的迷恋，《东京家族》首先向小津致敬，一对儿孙满堂的老人到东京的拜访，竟然是一场生死道别。一切美好的古老的事物再次使我们留恋，在时代潮流中留下的尘泥，一如小津留下的生活恋曲，能够在每一个世代流传下来。而在笔者看来，《小小的家》却是山田洋次对小津电影美学的再一次酝酿之后的进攻。因为山田的时代，不再是小津那个年代了，《小小的家》承载的，不仅是一次历史化的个人叙事，也是山田对小津的怀念和尊敬。他明白，再回到去，再用这样的美学形式去表达一个故事是不太庄重的，小津面对的时代混杂着战后的迷惘和同情，用这种平淡的电影美学去为时代立传，需要足够的勇气去承担“轻”叙事有可能带来的指责。如今，“轻逸”在新世纪之后早已成为潮流，关注个体生存的“轻巧”，无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义正言辞。所以，选择改编小说家中岛京子的《小小的家》，或许本身就是山田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