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汪曾祺被下放到张家口沽源马铃薯研究站，这个研究站是供应全国薯种的基地，集中了全国各地上百个品种的土豆。汪曾祺在那里的任务是给不同品种的土豆做素描，以备研究之用。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他从中找到了极大的乐趣，土豆开花的季节，他趟着露水到田里摘些土豆花，对着描画，下午则画土豆叶子。天凉了，土豆逐渐成熟，他沙场点将般，随便翻出几个土豆，带回去，作为临摹对象。画完了整个，再从不同角度切开，画剖面。画完之后，土豆就氧化变黑了，他也不扔掉，随手丢到牛粪火里，烤熟，吃掉。对此，他后来得意洋洋地说：“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汪老肯定想不到，半个多世纪之后，在距离地球五千万多公里之外的火星上，一个人像他一样从土豆中找到了生活的乐趣。《火星救援》的主角马克没有像汪老吃过那么多品种的土豆，他吃的数量却一定比汪老多得多。
虽然没有科学依据，但我怀疑，土豆中是不是含有抵消孤独情绪的营养元素？
孤单是人类最大的敌人，它与物质上、肉体上的伤害不同，会在不动声色间吞噬掉人积极、正面的情绪，使人丧失活下去的勇气。我刚参加工作那时，孤身一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县城，在一个三流的高中当老师。当时学校正放暑假，但要求我必须来参加暑期培训。白天还好，周围的人都不认识，却也热闹，但下午五点后，老师们都回家了，偌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我回到寒酸至极的宿舍，坐在床上，不知该干些什么。宿舍在一个八十年代的公寓楼上，早就没有人住，我那间宿舍中堆放着几张学生用的上下铺铁架床，有的连床板都没有了，横亘在宿舍里，冷冰冰地毫无气息。当时没有电脑，没有智能手机，我只随身带了几本大学时的教科书。到了晚上，宿舍的窗户关不紧，风呼呼往里钻，把蓝色的窗帘刮地像是鼓满风的帆。对面楼上住着几户老人，大概是学校里退休的，晚上亮着昏黄的白炽灯，透过窗子看过去，老人坐在沙发上，竟是几个钟头的一动不动。到半夜我有时会被一些奇怪的叫声惊醒，声音是从对面老楼上传出来的，像是一个人正在忍受绵长的痛苦。我怀疑自己是睡魔怔了，起来到窗前，风真切地刮在脸上，应该是真的。老楼上一片漆黑，声音似乎是不同角落里钻出来的，齐齐向我这边汇聚。于是我再也睡不着了。楼下对面是一排储藏室，堆放着一些乱七八糟的烂门板、塑料袋，不过我从中发现了一个乐趣，白天没事我趴在窗子上向下看，经常看见一只肥硕的大老鼠领着几只小老鼠在进进出出，大老鼠还时不时停下，用爪子捋捋胡须，这时小老鼠们就在它身边乱窜，但不会走远。真是其乐融融的一家人啊，我在楼上羡慕地无以复加。
那是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吧，我简直快被寂寞给逼疯了。我挨个给大学同学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待的地方有整根的烤羊腿，有陶罐炖的狗肉火锅，有炖出来奶白的鱼头，以此诱惑他们来慰藉一下我的寂寞，他们纷纷在表示羡慕之后声称有时间的话会来，可一个也没来的。实际上我也没吃过所说的那些东西，因为工作之初没发工资，穷的像鬼。
现在回头看那段时光，能够比较客观地评价了，其实那时所谓的寂寞，本质上还是一个年轻人在初到陌生环境后的不适造成的，与汪曾祺被下放以及马克被遗忘在火星上的境遇有天壤之别。不过，在度过最初的不适之后，我开始尝试寻找乐趣，整理房间，开辟出厨房一角，买了各种厨具，在宿舍研究如何做菜，这让我乐在其中。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道菜做的是青椒炒鸡蛋，炒出来后，清香扑鼻，我乐得手舞足蹈，恰好眼睛有点痒，忘乎所以地用手去揉，手撕青椒后没洗，结果眼睛红肿了好长时间。后来尝试做土豆，先是烧土豆块，又炒土豆片，最后大胆尝试炒土豆丝，结果第一次就切破了手指，把土豆丝染上了血色，我得出一个结论：常吃土豆丝，怎能不切手。我现在切土豆丝能切得粗细均匀，刀工就是那时练出来的。
你看，汪曾祺画土豆，马克种土豆，我切土豆，原来对寂寞的人来说土豆才是最好的慰藉工具。
其实，土豆就是乐趣，发现乐趣，再难走的路也能坚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