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获得2005年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熊奖的《希望与反抗》，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影片的大背景是1943年2月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战败，伤亡极惨重。德国抵抗组织“白玫瑰”成员索菲.绍尔与其兄汉斯.绍尔，在慕尼黑大学大量散发“揭露斯大林格勒战役真相、号召停止战争”的反战传单，不幸被捕。年仅二十二岁的索菲与警察和法官激辩是非，她发出了那个时代最具良知的德国之音。
德国纳粹主要的暴行——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不像日军在南京施行的那种野蛮屠杀，而是一种有严密计划和组织的系统性屠杀活动，因此有很多普通人也参与其中，在各个环节充当屠杀机器的帮凶（比如建设集中营，参加行刑队等），这些人不是纳粹党员，也未必仇视犹太人，却能一丝不苟地执行命令，这就是犹太裔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所称的极权体制下的“平庸之恶”，——为人平庸无奇，无思想无主见，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行不予反抗和抵制，甚至直接参与，以“职务行为服从上级命令”为借口为己辩护，尽管纳粹体制应该承担部分责任，但是平庸的恶也是恶，甚至是更可怕的恶。
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德国普通民众的的沉默与平庸之恶，希特勒和他的纳粹法西斯才能在德国与欧洲为所欲为，犯下滔天罪行。在这样的背景下，绍尔的良知和勇气显得尤为宝贵。能慷慨就义的人通常被认为是很高政治觉悟的，金刚怒目式的革命者，但本片的索菲.绍尔只是一个有着美好前途的女大学生，生活充实而有情趣，性情温柔而明朗。像很多德国人一样，索菲喜欢舒伯特的音乐，喜欢看展览和演唱会，有情投意合的、在前线战斗的未婚夫，有关心她的父母与朋友。在刚被捕时，与所有普通人会做的一样，她拒绝承认一切指控并且隐藏自己的政治观点；索菲也渴望重获自由，在盟军轰炸慕尼黑时，她在监牢窗边出神地望着被照亮如白昼的夜空；在得知会被立即执行死刑时，索菲也感到常人都会有的恐惧和悔意，她如撕心裂肺般地哭喊。
是什么力量让这样一个女性临危不惧，义正言辞地说出真相？这股力量来自女主人公内心的道德与良知。是被封杀的言论自由、被杀害的智障儿童、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唤起了索菲的同情心与良知；她认清了纳粹统治的真相，她不能再做沉默的大多数，不能再忍受平庸之恶；良知带来的勇气让她加入白玫瑰、去最危险的地方散发传单、坚决不出卖白玫瑰成员和独自承担一切后果。
犬儒主义者或许会说，绍尔兄妹等人的牺牲没有任何意义、改变不了什么。仅凭发传单也许不能推翻纳粹政府，但它能唤醒沉睡的民众。在影片里，索菲的行动已经起到这样的作用了。行刑前，审问她的警察摩尔去监狱探望了她。而死刑监里的女狱警也违规为索菲等三人提供最后相聚的场所；甚至在法庭审判现场，索菲振聋发聩的宣言令旁听的德国军官为之动容，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认同索菲所说，只是不敢讲出来。索菲.绍尔不但有勇气与良知说出真相、承担后果，她更有自信历史将为他们证言。她对法官说的最后一句话：“很快，你就会站在我们现在站的地方。”
片中的几个反面人物设置的很有特色：警察摩尔是平庸之恶的代表，被洗脑的他对纳粹的种种恶行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或者说认为理所应当，但本性中尚存一丝善良的他也同情.索菲等人，几次试图说服她争取宽大处理免于死刑。而“人民法庭”的法官则是法西斯政府极端之恶的代表，他对绍尔等人恨之入骨，做出了立即死刑的判决。在学校抓住绍尔兄妹的校方特务则彻底沦为极端之恶的帮凶。
在战后，索菲.绍尔与马克思、爱因斯坦、歌德等人并评为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十人，她入选本身就表明了德国人不忘历史反思错误的决心与态度。相对于被美国包庇的日本而言，德国对纳粹战犯的清算是比较彻底的，在纽伦堡审判中，超过5000人被控有罪，800余人被判死刑，最终有469名战犯被执行。德国有两位总理先后向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下跪，这样高规格的道歉令世界震惊，也充分表现德国政府对纳粹历史的真诚忏悔。如今在德国16个联邦州的学校里，犹太人大屠杀事件被列为历史课的必修内容，另外德国学校的公民课、文学、宗教等科目中也会涉及相关内容。而二战另一个主要战败国——日本的学校历史书对侵略和屠杀亚洲人民的历史则遮遮掩掩，最近几年则几乎完全删掉侵略内容。
平庸之恶并不只发生在二战时的德国，在中国也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文革十年，中国大地在”阶级斗争“和”打到反动派“等革命口号的蛊惑下，上演了多少普通人的平庸之恶，导致了多少伤害和悲剧，而这些施害者往往认为自己是正义和革命的一方。以史为鉴，我们要警惕平庸之恶的诱惑，拒绝做沉默的大多数，听从内心的声音，唤醒道德、良知与勇气。